首页->新闻

手机QQ浏览器下载更快省流量

独家还原:淞沪会战时惨烈的松江阻击战

来源:凤凰资讯 2015-08-27 11:02

全文模式 (共42页)

8月13日,敌舰二十余艘,以海军陆战部队万余人登陆,即由张治中率三个师向上海【注3】增援,初占优势。8月22日,敌三个师团由小川沙口【注4】等处登陆,向宝山罗店一线南犯,我军守北站浏河一线。双方陆续增兵,胶着于沪市西北郊。
  9月中旬,我军200架战机,毁伤殆尽,丧失制空权,交通线被毁,补给濒于瘫痪,我军渐转入守势。9月底我军逐渐增兵至50余师,日方也增至20万人。(9月23日张治中辞职,已由陈诚的15集团军负责罗店方面)。10月份主战场逐渐移至沪郊西北罗店大场一带,我方因后继乏力,给养有问题,渐处于被动挨打劣势,宝山与沪市交接处仍胶持约两个月,而守浦东【注5】的右翼军张发奎约有两师兵力,只是沿岸有小接触,却相等平静。
  10月25日,敌以飞机等的大量火力摧毁我阵地,以致大场失守,附近守军退到苏州河南岸(青浦,嘉定一线),很多高级将领从战略观点出发,建议退守二线(有吴福线的永久工事),统帅部已下达撤守命令,但因“九国会议”即将召开,将寄望于国际干涉,10月28日,蒋又收回撤退令,以政略压过战略,要求对上海地区抵死固守,“不惜条件,保卫上海”。出尔反尔,使军心不稳,而且有些部队已依撤退令西进,开始失序状态。适巧在沪郊的“中央方面军”司令朱绍良调往华北战场,将右翼军从浦东西移,张发奎率两师人马西渡黄埔,以至浦东多县几无国军。
  日军因战事胶着,伤亡重,就增调三个多师团兵力,于11月初。在杭州湾北岸登陆,准备对沪西大军进行大包围。我军仓促应对,因而有死守松江三日的惨烈战役。三战区司令部终于11月8日对上海大军下达撤退令,上百万军民拥挤在京沪铁路和公路上,上有飞机滥炸,后又追兵,事实上是无序溃退,途中伤亡很重。退到吴福线,锡澄线,虽有永久工事,但原无守军驻扎,(都已相继调赴主战场),以至工事地址不清,找到也无钥匙开门,所以站不住脚【注6】,稍停即退,至11月13日,日军又在长江白茆口登陆,形势更加恶化,形成溃败势态,不得已把原定第四线的南京保卫战被迫提前。当时浦东防务空虚,如无松江“三日”之役,阻金山卫敌人进度,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  (B)松江专区和浦东
  为了准备可能的战争,行政上也相应举措。1936年江苏省政府将上海市周围的九个县划为第三行政督察区【注7】,调历任县长,率警队剿匪并有治绩的王公玙【注8】为专员。交待任务之重点在于训练国民兵(壮丁)以备战。设专署于松江,简称松江专区。

浏览大图
王公玙专员兼保安司令
  1937年7月,省府给王专员三天假期,接待87师王敬久师长【注9】,可以倾谈。两王原为旧识。王将军谈及内定他将指挥三个师在上海应敌,两人着便服旅行,查看吴淞,宝山等处地形(有时专署逯剑花秘书同行,也都系旧识)。王将军谈及张发奎将军将负责沪杭线及浦东一带防务,王专员随后即到张在上海的住处拜见,并请求检阅各县受训的壮丁,张答应以客人身份着便服检阅,并由浦东名人黄炎培【注10】等陪同,经十余天检阅了近二十万壮丁,此时已是八月初了。
  8月13日,淞沪会战开始,张治中为左翼军总司令,即率87师等赶到上海,同时张发奎被任命为右翼军总司令,兼任8集团军总司令(8集团军主要负责杭州湾北岸,另有第10集团军刘建绪部负责浙北和杭州湾南岸)。第8集团军司令部设于奉贤,陆续从浙江调来阮肇昌57师和张銮基的独立45旅和少量炮兵进行防务(以后兵力调动,但一般不超过二个师,直至11月初)。为了军政密切配合,张委王专员兼第8集团军政治处长(需地方办事,直接通知,就无需发文到省转知,公文往返)。专区的一个保安大队分驻京沪、沪杭铁公路的桥梁重点外,张总司令充分利用当地壮丁封锁渡口,抢修通往浙江公路,并日夜筑建营防工事,让日本侦察机对浦东驻有几十万大军的传言莫辨真伪。
  起初两个月,浦东一带除少量日寇登陆接触外,几无战事,少量的火炮还能择机向敌舰轰上几炮,专区所训练的壮丁,后来陆续补充前线部队,仅向87师即输送了4个团【注11】。因为左翼军所在的各战场,也多在松江专区的范围内,专署自然还有一些行政事务需办理,例如安置难民等事【注12】。
  (C)金山卫
  金山卫是金山县南境沿海的一个市镇,其南有大片沙滩,海水深40尺,明朝时倭寇就在此地大举登陆。
  九一八事变前,陆军大学的日本教官也说过“金山卫…都是登陆的好地方”。但1933年构筑国防工事时,有关人员误认此间水浅不宜登陆(唐生智将军也来看过,皮靴陷于泥浆中,也未认为是可能的登陆点)。所以未筑永久性工事,而在其西,筑有系列防御工事:乍嘉线(乍浦-嘉兴),海嘉线(海盐-嘉兴-吴江)。但所有工事的保管维修缺乏制度,工事钥匙多由当地乡镇公所保管【注13】。
  张发奎主持右翼军后,注意到此点,但因兵力有限,只配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(福斯炮4门)。
  由于日寇有时窥测,8月20日戴笠率领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,勘测沿海,建议金山卫应重兵防守【注14】。10.18军委会第一部情报,提出敌有登陆准备,但估计最多一个师团,难成大患,9月份,海军部下令将兵舰上的大炮卸下集中于南京下关,将配置于各重要口岸,后来将刘崇瑞所带的炮队派往金山卫,但因安装炮座所需的钢筋水泥等材料,调用运输困难,以至炮未到地已失,未起作用【注15】。
  (D) 松江城
  清朝为松江府驻地,筑有坚固的城墙,因在沪杭线铁、公路旁,并靠黄浦江,为水陆交通枢纽,自有军事上的重要性,但周边没有国防工事布置。
  8.13以后,浦东一带较平静,仅海边有小规模的接触,但松江城和城西南的火车站却是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,不但白天不断的侦察投弹,夜间也常籍照明弹而轰炸,因而城内建筑物损毁严重,遍布弹坑和倒地的电线,居民逐渐逃光【注16】。
  轰炸情况特重的有两次:
  (1)9月8日,一队敌机将刚停到火车站的列车炸得稀烂,死伤七百余人!
  此事连竺可桢的日记都有记载【注17】。
  画家程十发因松江归城化为瓦砾而辍学。
  (2)10月28日晚,老蒋在松江专署内召开军事会议,夜半离开。会上张发奎提出持久消耗的战略,保持实力,但被老蒋否定。可能日方得到情报,在29日拂晓前约40架敌机,轮番狂炸全城半天,幸居民已逃空,伤亡不大,因警察多已逃亡,清理现场者多为僧尼等出家人【注16】。
  11月松江城内,县政府人员和警察都已逃离,专署文职人员多已疏散,(专署曾要求县警察局姓孔的局长,随专区保安队行动,竟于夜间縋城潜逃了)(当时县长费公侠,后来投敌,曾任汪伪政府的浙江省财政厅长)。城中仅有一个保安大队作为预备队驻守(另一大队分散在各县铁公路交通要点),因乏商贩活动,日常生活甚感不便【注16】。
  (E)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和统帅部的反应
  开战两个多月来,闸北和南市等地,一直胶着。主战场在大场一带,我方已聚集50个师以上兵力,却渐感后继乏力。自中方弃守大场之退至苏州河南岸后,理应退守吴福二线,却因老蒋希望在“九国会议”时有所表现,收回西撤命令,要求死守上海。日军也已伤亡数万。日本军部也决心在九国会议结束前解决上海战局,增兵三个半师团,从杭州湾北岸登陆,企图迂回围歼我数十万大军,日本第10军团柳川平助的计划是“切断敌之后路,一举围歼上海方面的敌主力军”。

浏览大图
淞沪地图概图
  11月1-4日,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向南翔一带连续猛攻,吸引我方注意力;11月5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团,辖三个师团,再加国琦支队,由数十只舰船运载,在几十架飞机百余门大炮的轰击数小时后,分头於金山卫到平湖全公亭沿岸数公里范围内,大举登陆。
  整个浦东区本来仅只两个师的兵力,十月底第8集团军调往沪郊,所部随之陆续西移,(原在奉贤拓林的严开运炮兵连,担任掩护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防空任务,11月3日已调往嘉兴)【注18】。应接防的第十集团军迟迟未能接防,当时仅到一个参谋长,手中无兵,遇事推委,炮兵遇事仍要已到浦西的张发奎将军解决【注19】。
  日军登陆带正是62师留守营的防区,金山卫的守军只有两个连和炮二团之6连(有福斯炮4门),加上地方上的一个保安中队,被敌方火力压住上午即伤亡过半。金丝娘桥一个连几乎全部阵亡。全公亭至乍浦一线仅有两个步兵营加上55师的炮三连,仅少数人突围。参加战斗的12名盐警仅剩一人。
  守卫乍浦和澉浦一带的63师(陈光中部),曾调兵增兵增援,但援军仅以连计,难御强敌。地方部队和民间武装,阻敌之力更弱!上午,日军全面登陆成功【注20】。
  已登陆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,按计划推进,第18师团在全公亭附近登陆后,当夜即到亭林,松隐一带,以后向金山和嘉善攻击,第6师团谷寿夫在金山卫登陆后,直扑松江,另有一部北上向闵行方向与沪市日军接通,11.10登陆的米松茂治向平湖,嘉兴进攻。
  执意死守上海的老蒋,得知日军在金山卫大举登陆的消息后,因出乎意料事态严重,连夜和顾祝同通了二十余起电话。顾反应撤退令后有些部队已向西移,阵脚已乱,不少集团军都不知所属军、师长现在何处。蒋责令联系应对【注21】。后来蒋的反省(11.12日记)【注22】,“由大场撤退到苏州河南岸以后,以张发奎为指挥官,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,不注意侧背之敌,只注意浦东【注23】兵力不足。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【注24】。乃使敌乘虚而入,此余战略之最大失败也”。事已为此,强自镇定,蒋11.6的日记:“若我军站稳现有阵地,三月以后当无危险矣”注22。(要求陈诚指挥上海主战场再坚持三天)。但这时中央各机关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,纷纷向西搬迁。而在军事上维持现阵地三月,谈和容易!
  指挥系统架床叠屋,层次太多:统帅部---第三战区(蒋兼,顾祝同付)---前敌指挥部(陈诚)---左翼方面军(张治中)、(中翼方面军(朱绍良))、右翼方面军(张发奎)---集团军---军。加上越级指挥,政出多门;尤其通讯不灵,上下不够通气,何况有些基层已失去控制联系。(通讯看似细节,影响很大。例如8月份张治中掌握左翼方面军,常到前线查访,但因通讯线路被炸毁,和上面失联系,抽空去苏州三战区司令部联系,挂电话给蒋,蒋因多日联系不上张,责问张何以在苏州,争辩变成争吵,导致张坚决辞去左翼司令之职位【注25】)。
  11月5日,统帅部急令浦东的62师陶柳及张銮基的45旅,与新到枫泾的第79师夹攻金山卫登陆之敌,并令第11预备师由苏嘉铁路驰援【注26】。(张治中回忆是统帅部要求已接防浦东的刘建绪第10集团军,对登陆之敌予以夹击)。结果是纸上谈兵,难成事实。
  而且不知命令何时到达下面,当时第79师新到枫泾正在筹划应对登陆后的防守。
  11月6日,第三战区即令第79师由嘉兴驰赴金山【注27】(事实上5日夜敌已进金山县城),平湖,乍浦,调26师、61师入第8集团军,调107师到松江松隐镇结集(事实上,11.5夜,日军已到松隐),108师速赴松江城设防,11预备师赴嘉兴待命,全由张发奎指挥。三战区也令张銮基的独立45旅负责固守松江以南及沿黄浦江之原阵地,但据说命令到达第8集团军时,已是11月9日。
  张发奎的决定【注27】是急调62师和独立45旅以及新到枫涇的79师前往阻击,并令青浦的67军向松江急进,调黄琪翔副总司令到松江坐镇指挥,让11师在嘉兴待命(后来在嘉兴、闵行与日军激战),而第10集团军负责嘉兴以南防务。
  张发奎曾会右翼军黄琪翔令独立45旅张銮基部与驻枫泾的陈安宝79师夹击进犯日军【注28】。黄副总司令和在附近的67军,当即得令,62师刚到闵行【注29】,也立即回防。
  此外,还有些乱象,例如:王耀武令306团向松江方向前进阻击杭州湾登陆之敌,掩护部队撤离(冒着敌机轰炸前进),9日晨才赶到青浦以西的朱家角,得知松江城已陷【注30】。
  由于通讯失联,竟然有这样奇怪的事件:独立45旅旅长张銮基8月份划归第8集团后,改进装备,5000千余人一直沿川沙南汇海堤,以至拓林,闵行间渡口警戒。多次请战,回答总是“严守待命”。日常听惯炸弹枪炮声,却只是以修筑工事度日(不知黄副总司令于11月初到过邻县松江)。直至11月10日还在筑工事备战,等待命令。对金山卫登陆事亦不知晓。直至11月11日被北上闵行的日军发现,拂晓受敌舰炮轰,敌机乱炸,旅部命令到亭林和松隐一带应战。中午到达布阵,大量敌军杀到,激战十余小时,我死伤千余人。因通讯全断,旅部估计敌人可能于13日到昆山松江一线,拟北渡黄浦江先到佘山向松江嘉兴撤退(其实敌已于9日占领松江与佘山)。当夜北上,但敌已占浦江边的北桥,伤亡惨重,部队被打散。天晓敌机肆意轰炸,部队全部逃散【注31】。如果于11月初接到命令,就会协同阻击,不至于被动挨打,了无战功了。(11月初63师陈光中曾派副官去拓林向其下属传令,但副官途中中弹牺牲未能到达)。
  由于主战场的大部队腹背受敌,有被围歼的危险。11月8日,第三战区下达全面转移的命令。退却路线只有京沪铁路和几条公路,数十万大军沿线步行,还有难民夹拥,随时会遇到空袭,后有追兵,各部队保持建制和正常饮食是不可能的,所以形如溃败。总体上是让右翼军撤完后,左翼军才全撤,因而途中也有几场阻击战。
  统帅部原拟右翼军退守青浦,白鹤港一线,但站不住脚,退到二线(苏州的吴福线与无锡的锡澄线),原有系列防御工事,因原来驻守部队已增援至沪郊,因而查不到工事的地址,找到的也找不到钥匙打开生锈的锁,因而也站不住脚【注6】,退到第三线(江阴,镇江)仍是站不住脚。加以11月13日日军又在长江岸白茆口登陆成功,形势更为险恶,因而提前进行了南京保卫战。南京失守,军民被杀数十万人。
  如果没有死守松江三日之举,后果会严重得多,大军会被围歼,后果不堪设想。
  二、死守松江三日之苦战【注32】
  十月底,张发奎西调主持中央方面军,率第8集团军渡黄浦江西行。在经松江时,约王公玙作简短谈话,嘱咐要注意金山卫等沿海敌情。(据“张发奎口述自传”该年10月至11月初,是张发奎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)。在浙江的第10集团军迟迟未能接防,以致有的县已全无国防军。原来专区训练的十余万壮丁都已陆续补充到主战场的部队,专区的两个保安大队(团),一个散布於京沪,沪杭两线铁路公路的桥梁渡口,专区只有一个大队驻守松江城,作为预备队可以应急。城内居民和行政人员,连警察都已逃离,几无商贩活动,平常生活都很不方便。
  11月4日拂晓,日军以橡皮艇载百余人在金山卫登陆,即筑散兵坑,有建立滩头阵地之意图,金山县【注33】只有一个保安中队(相当于营),乃急报专署,专署马上直接向前敌指挥部报告,得指示“严密监视,并守城待援”。
  11月5日拂晓,日军在金山卫到全公亭一带大举登陆,少量守军和地方部队即被歼灭殆尽。金山卫距松江城仅30公里,一天的行程,金山县长程厚之【注34】又向专署告急,专署急报总指挥部,得陈诚司令官的指示“守城待援”!并谓已派军驰援,不久,总指挥部从北干山他移,就无法联系上了。
  当天晚上松江到了衣着中山装的客人,是新上任的第8集团军的付总司令黄琪翔将军【注35】,前来视察,但只带来有随员二人。当夜日军国琦支队就进入金山县城。
  11月6日,仍天雨,日机连续狂炸松江城,据报日军一股已达米市渡,在黄浦江上搭浮桥北犯。米市渡距离松江城约5公里,步行数十分钟的里程,形势危殆!上午,专区保安司令部内官佐集合,邀王专员“视察布防情况”,出南后竟绕向北门,一参谋进言“城内仅一保安大队,不足御强敌,多处国军西撤了,不如转进……”邀王离城。王情急之下,跌坐于地声言“谁怕死就走吧,我决不自行离开松江”,大家遂表示愿共同行动,分头督令士兵守城。
  上午,黄代总司令找到王专员,当面写下手令交王“著该保安司令协同40军郭军长汝栋,六十七军吴军长克仁,死守凇江县城三日,违即军法严惩”(也有说,黄是递交了老蒋的手谕)。请示援军何时能到,答以自然会到,并强调完不成任务就杀头。(10月中,军务会训令,对团以上指挥官“如有擅自撤退者,依法连坐”,黄在此延伸到地方部队)。不久,守卫报告,黄带二随员已雇小船离去,因不知其指挥部设于何处,就再无联系【注36】。
  傍午,援军开到,是43军【注37】。是由旅长马福祥【注38】(78旅少将旅长)带队急行军赶到,和王专员一见面就豪气的讲“赵子龙来也”。问及部队人数,却仅有一百廿余人,马讲“赵子龙单骑救主,何况我们还有一些兵,兵不在多,只要调度得宜,总能达成任务”。了解情况后,马即让保安队守城内,自率43军队伍出南门筑工事应战,随后郭军长【注39】坐“滑竿”到达,王专员迎郭军长到专署的防空地下室,作为指挥所,此地下室距小南门仅约300公尺。此时守城力量,总数近千人,因有将军坐镇,自然增加了守城信心!
  (43军为四川草鞋兵,装备简陋,仅辖一个师,第26师师长为刘雨卿。37年原驻贵州,步行赶到长沙才车运到上海,10月18日甫下车即奉令守大场,苦战7昼夜,原来近万人只剩五百余。交防次日,大场失守,后来被评为凇沪会战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【注40】,当时奉令去杭州休整补充,途中得令暂驻嘉兴。11月5日因金山卫日军登陆,奉令驰援松江【注41】,郭军长带病,率尚能作战的百余人赴难。马福祥在大场时,旅部被毁,仅以身免)。
  当时,敌机时常轰炸,中午日军先头部队已到小南门和西门一带,时有短兵接触,(西门外原为商业区,敌数最多)。因为弹药不充分,就大量调用保安队原先土制的木柄手榴弹,在近战中还是有威力的。
  11月6日傍晚,战火稍歇时,67军吴克仁军长【注42】率领2个师冒雨急行军赶到,军容也比43军整齐得多,自然让原守城者军心大振。(67军为东北军的主力,原在华北前线屡立战功受嘉奖,37年2月在河南收5个师整编为2个师兵力未减,吴克仁任军长。南下后,11月5日到青浦,编为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。午夜,才到青浦北门,接张发奎总司令急令“敌军已在金山卫登陆,正向松江前进中,着67军即轻装向松江急进,痛击敌人,以保我右翼军之安全为要”。即开会,时付军长贺奎【注43】因途中劳累生病,乃决定军部随贺留守,即由吴军长和参谋长吴桐岗【注44】抽调一些参谋人员,率两师人马急去松江。当时107师刚到青浦驻扎,108师刚在安亭下火车,即经白鹤港等地,冒雨赶去松江。当时公路上已多从上海西撤部队,炮兵和马队在青浦跨过公路已很困难。原准备108师在城南驻防,但抵达时敌已近西门一带)。
  吴军长看过黄的手令了解敌我概况后,立即召见两位师长,令张文清师【注45】108师防堵城西之敌,金奎壁师【注46】107师出新东门向南迎击北犯之敌。以攻为守,并严责必须缴上斩获敌军之符号。以后两位军长,王专员和吴参谋长等四人坐镇於指挥部共同指挥,但自然的以吴军长的意见为主。
  夜间,敌机投照明弹,继续侦察、轰炸。日军已从米市渡北进。108师当晚即与日军接战由刘启文【注47】的322旅抢占30号桥,敌人炮火猛烈,江上的炮艇也助威。(30号桥在石湖荡镇东,跨于斜塘上。斜塘为黄浦江较大支流,可驶炮艇)。
  11月7日,天亮前,金师长向吴报告首战告捷。敌已被迫退却,但前进困难,且多白刃战。并缴上日军符号400余枚,识者谓系近卫兵团。(按:为谷寿夫师团的先头部队,第6师团为日军劲旅,谷寿夫即后来首先攻进南京城主导南京大屠杀的魔头)。金师长曾向王专员抱怨:“松江这鬼地方,港汊河沟……”,一直在北方平原作战者,到此间拖泥带水,殊不习惯。郭军长不常开口,这时也对王谈:“若非金师长奋战,松江城现今已陷敌手”。
  张文清师,向西布防直至石湖荡一带,令刘启文322旅扼守30号桥。(日军为国琦支队)。108师向东布防至得胜港一带。(11月7日,日第10军团司令松井石根要求“消灭上海附近敌人”,严令进攻)。
  下午敌援军大量开到,炮火更猛,令金师损失惨重,乃全退守黄浦江北岸,张师的刘启文旅对30号桥仍然坚守,团长王熙瑞阵亡,日军多路进攻,曾逼近松江西门,夏树勋【注48】324旅与之鏖战火车站,在城西南郊,争夺激烈,敌我阵地,犬牙交错,随时变化。吴军长曾亲自出城督战,直至半夜敌人停止进攻。
  敌机之轰炸,下午更形频繁,至夜不停,因居民已逃光,尚无大损失,指挥部也曾因附近落弹而动摇。防空力量,全靠警队原置的四挺高射机架,当日竟袭落敌机三架!
  (7日,友军62师、79师的连队曾向金山、亭林反攻,但力量弱,即被日军击退)。
  11月8日,在轰炸与炮击下,整天激战。
  拂晓时,敌数千人强渡黄浦,攻击107师,在得胜港,白鹤港一带激战,我军伤亡惨重,师参谋长邓玉琢【注49】、321旅长朱之荣【注50】阵亡,乃向松江城方向西撤。
  守30号桥的322旅的两个团都死伤惨重,旅长刘启文阵亡。张文清师长率师直属队督阵,结果被围,张师长幸能突围。敌军另部迂回,逼近西关大桥,夏树勋旅与之激战,并在西大街进行巷战混战,逐屋争夺。夏旅长阵亡,直至晚9时战事稍歇。
  在激战时,两位军长和王专员都曾亲赴前线,吴军长竟持短枪带头冲锋,退敌百余公尺。
  傍晚,敌军逼近小南门(距指挥所不到一里路)在指挥所都能听到冲杀呐喊声,吴军长乃出动军预备队319旅,吴骞旅长【注51】在2小时内率部退敌200余米,但吴旅长腹部中弹重伤。吴军长再度亲自临阵,将战况稳定。
  天已黑,敌沉静。已完成守城三日任务,就通知各部人马准备后撤,这时我守城部队已几乎拼光,且日军已将松江城三面包围,仅北门可以通行。部分队伍散在城外,吴军长坚持到午夜12时全撤城内守军。先让43军由北门后撤,最后吴、王挽臂同行(三天来结成生死友谊,而且天黑时途中又多弹坑,相互挽扶有利行动)。
  (11月8日,统帅部发现凇沪战场上的大军已有被包围的危险,下令从上海地区撤退,指出45旅和107、108师应向嘉善附近前进,不得巳时到昆山待命,但命令到达第8集团军已是11月9日,107与108的退路却与不得已的情况相合,没有违令)。
  在城外作战的部队,由于短兵相接,阵地交错,撤退令未能传到每一个人,有的在11月9日还在抵抗。以后自行寻路归队,或在当地抗日游击【注52】。
  撤退行动可能出乎敌人所料,开始行程沿公路北上,虽在暗中摸索,当称平静。约3小时后到了佘山,突遇日军伏击,应是金山登陆之敌已有一部绕行占据佘山上的教堂。吴王被惊马冲散。吴指挥还击,消灭日军;王自摸黑北进。9日黎明,王进入青浦县境,集合保安队残部百来人,在敌机轰炸下,在苏州河南岸西行。(苏州河北岸已悉入敌手,南岸也散有敌踪)。随时可能遭遇牺牲。下午抵达青浦与昆山交界之白鹤港,(白鹤港在青浦西北,为去昆山必经之路,河宽近200米,但桥已被日机炸毁)。这正是67军三日前来时所经之路。(传说青浦已经不守,估计军部应已撤离,却不知军部在一日前经过这里)。以前踏过的木桥已被炸毁,桥边挤着多路人马十分混乱。此时敌机仍在桥头盘旋,时而轰炸并扫射南岸各路撤退的待渡者。
  为免杀伤,大家只有伏于地面,直至傍晚敌机离开。王专员的副官已在空袭时为他找到门板过渡,刚离岸回头,忽见吴军长站在桥头,挥臂讲话似在指挥渡河(军长将官服装,在暮色中仍易于辩识)。忽有便衣队突袭,将待渡官兵打散,只见吴军长应声倒下。王到北岸后,等到一个泅渡过来的青年说,他过佘山后一直追随吴军长,但头一阵枪声吴已中弹倒下,参谋长也同时殉难。
  为了“松江三日”,计有吴、吴、邓、刘、夏等将星勋落,团以下的人数就难以计算了。
  11月9日夜,谷牧因疲极坐睡而掉队,曾泅水避敌,直到12月才在江西信阳找到金师长,交给师之关防等证件。此时才知在白鹤港时金师长是由几个士兵扶着泅渡逃生的。
  三,这是一场艰苦悲壮的战役
  为战略所需,死守凇江三天,不差一分钟地完成了,是凇沪会战中最后一次惨烈的成功的战例,诚如谷牧所说,这是用血肉换取时间的战斗!面对十倍数量源源开到的敌军,敌军有飞机大炮以及炮艇助战(还有大量马匹),我方守备空虚给养不济,没有后援和后勤,没有上级的指示联系,没有民间的支援和媒体的绍介,是真正的孤军。
  虽曰守城,但两翼铺开约30里(东起得胜港,西迄石湖荡),竟与沪郊的主战场相当。107师损耗殆尽,108师伤亡惨重,43军和地方保安队也伤亡过半。将级军官牺牲五人(吴军长是淞沪会战殉国者中军阶最高的)。
  67军在青浦安置未妥,被急令轻装赶赴松江,军部都丢下了,重武器无法多带,冒雨急行60公里。士兵应当除枪支外仅带数天必须的子弹,不可能带数天干粮。43军在赴休整的途中,临时选出尚能战斗的百余人,数小时内赶到,除了弹药后,遑论粮草。松江是居民逃光,仅有一个保安大队驻守空城,原本生活都有困难。原有的永久防御工事,只是古老的城墙,战斗间歇要挖掩体散兵坑,不但是浴血奋战,而且是浴水奋战,(手挖的散兵坑中都会积水)。空腹奋战。关于伤员,是缺医少药的情况。后来处于弹将尽粮已绝的情况,不但英勇杀敌,还要节省火力,(战况回忆中未有顾及这方面的记载,但从王专员的回忆录中,记有“在指挥部中,唯有马旅长见面时相赠的一小瓶泸州大曲,稍泯一口以慰饥渴”,“撤退途中,遇空袭伏地,正好是萝卜地,挖之大嚼,以至反胃口吐白沫”。同室三天的军长们应亦类似【注53】。谷牧的回忆,“11月8日),107师部队伤亡大半,且湿衣空腹,饥寒交迫,体力严重下降【注54】。艰苦如是,真是再也想不出更为艰苦的情况了。
  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松江办有“特种技术训练班”,没有守土之责,只求安全转移。但在撤退途中,因日机轰炸和遭遇日军小部队,也伤亡数百,幸存者不足50人【注55】,可见当时情况的险恶!
  历史的一些事件,是由很多偶然因素组成的。死守凇江三天,是淞沪会战中最后一次成功的战例。67军指挥得当,奋勇应战,是守城的主力。但是,如果保安大队不能坚守空城,或者43军不能及时赶到协防半天,(一位中将军长只带领百余残兵,并使用保安队的土制手榴弹,看似滑稽,这都是前敌指挥部不得已的措施),67军赶到时将在郊外布防,不是“死守”的局面而是“攻城”的问题了。所以三方力量都功不可没。军政协力,也是不多的范例。如果黄琪翔真能坐镇松江城,联系45旅等附近部队协防,大家的牺牲都会较少而杀敌更多!更加延缓敌军进度。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。
  11月上中旬,报纸上有主战场转进的新闻,大量四行壮士的消息。没有松江城抗敌的报导。(那是血战的前线,各报社未派记者。随军记者会有的吧,无时间写,无邮局托寄)。
  在杀敌意志上,松江守军和四行孤军相比是同样的,但其与死守四天的处境相比却有天壤之别,四行孤军处于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中,外有坚固的街垒,内有电有自来水和煤气,日常生活无虑。而日军顾虑英国等的邻近楼房,不敢肆忌机炸炮轰。仓库内有数月的粮食储备和大量的慰劳品,充分的枪械弹药,外有社会上的舆论支持,民众慰问,还有上级来信鼓励支持【注56】,....天壤之别!
  但是67军等三方协同圆满的完成了任务,一分钟也不差!
  在众多记载八年抗战的巨著中,对“死守松江三天”的战役,仅简单数语,或根本未提到,直至2010年出版的《淞沪会战》,也仅在“大事记”中有“67军....准备阻击,但未集中,即被敌各个击破,淞沪主力侧背受胁”。这仍是当时官方颠倒因果之说辞。
  四、后续情况:
  (1) 67军吴克仁军长率两个师于11月6日离开青浦后,其在松江的情况,军部就不了解。11月6日回到上海法租界的黄副总司令也不了解。但他后来会知道松江城已为日占,写报告用“67军溃败”的句子,根本无需调查核实。(附带提及:刘劲持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参谋,11月初和黄相处,并曾帮黄传令调兵。据刘回忆:11月初“原驻嘉兴的45旅,情况不明”。不知负责浦东战局的黄是否知道45旅5000人在松江附近等待军令)【注36】。
  11月13日,已到长兴的第三战区司令部的部署:“第8集团军付司令黄琪翔指挥吴克仁的67军(107守平望,108师守嘉兴)……”【注57】,纸上谈兵!(在法租界中的黄,根本不知吴已殉难,也不知107,108师现在何处)!但显示一点,在11月上旬,67军应一直是由黄节制指挥的。
  留在青浦的67军部,不知军长和两师人员的情况。于11月8日下午见到西撤部队中有税警部队,据说上海全部阵地已垮,即与第8集团司令部联系,但已转移,电话不通。贺急令骑兵营占领佘山以接济吴军长,但公路为败兵拥塞,无法通过。贺乃率军部撤向昆山。途中溃兵潮涌,苏州河木桥被炸,为了抢渡,被淹死的无法估计,(按,即白鹤港,次日,吴军长在此遇难)。晚上到昆山,找到在防空洞中办公的陈诚总指挥,因陈联系到的军、师不到三分之一,吴军长情况仍不明。因昆山已很混乱,陈令贺率军部去无锡,收容所部并整顿。以后撤往安徽婺源,到12月收到残部等3000余人。38年原67军残部缩编为第108师,由张文清继任师长,划入25军王敬久部。贺奎说67军番号被撤销不确【注58】。贺代军长和张师长一再为吴军长等将士请功请恤,却被军令部拒绝。理由是“67军遽而溃退,使全军蒙受重大损失”!(将淞沪战场的溃退,由67军负罪。因果颠倒)。军政部竟谓“据战区情报,吴通敌叛变”更是颠倒黑白。东北军众人不服。贺找到陈诚也未获支持;也曾找东北籍大佬万福麟莫德惠等交涉,因拿不出“确证”而无果。
  真相不明,则各种谣言流传。数年后,王公玙在徐州偶遇黄炎培等,黄竟说起“吴克仁丢了金山卫!”黄是浦东人,当时已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,广识上层人物,竟听信这种谣言,真是匪夷所思!后来王告之以实情【注60】。
  当局为了纪念抗日阵亡将士,在南岳衡山建忠烈祠,为中山陵式建筑群,于1942年落成。有13座大型陵墓并有数十个纪念馆。牺牲的8位军长,除吴外,7个入祀。守四行的谢晋元都有专门的纪念馆!连因大场失守而自杀殉职的朱耀华,都晋级入祀,而67军几位战死的将军却被排除在外。
  (2)43军郭军长率残部,经浙江而江西整补。郭曾于12月份致电老蒋,报告43军守松江情况。未因松江战役有所毁誉。38年有新兵4千余,到江西湖口协防,激烈战斗后,余下数十人。郭军长又奉令整补。
  (3)王专员率保安队残部到省述职,另委为第七行政区专员。上级对他们无毁无誉,待遇和67军不同。不久,随新任的第24集团军代总司令兼省主席韩德勤在苏北敌后游击。其后为省府秘书长,民政厅长等。在日军和友军的夹攻下活动。44年春,日军扫荡时,韩解散省府后率军西移。王和卫士雇小船偷渡到江南而转重庆。曾任委员长侍从室督导委员。王闻知共守松江的马福祥旅长在遂宁,就专程拜访叙谈。在侍从室,曾有机会参加有蒋参加的小型会议。一次会后,趁机向蒋谈67军吴军长事,话刚开头就被打断“现在不谈这些”,即离去。无法进言。不久被派往设在皖北的江苏省府当政务厅长,就再无面蒋的机会。
  “松江三日”的战役,在淞沪会战大撤退的情况下,未见新闻报道,鲜为人知。关心到的人,又多不明真相。
  以后南京会战,。。。多次会战。。。,日本投降,三年内战,大陆变色,国府迁台,。。。。多少惊心动魄的大事!加以人事变迁,老人凋谢,37年的“松江战役”就带着各种说法,隐入历史的迷雾之中。
  五. 近半个世纪后真相渐明
  王公玙专员1948年在江苏省民政厅长的任上,以病辞去一切行政职务,只当选国大代表。49年顶着二级战犯名义去台。因写了篇《从政罪言》指出政界弊端【注61】,蒋经国气得拍台子,受到监视。因国大代表当时为无薪职,王乃耕种自给,平时以诗文会友。1980年在“中外杂志”发表了一篇“八一三之役-吴克仁将军殉国纪实”,以当事人身份回忆当年情景,悼念战友以寄哀思。此文虽与当局说法迴异,且连吴军长的照片都未找得,更拿不出什么实物证据,自无翻案作用。且孤证不能定论。但却很无人异议。(当时参战的将士们,虽不同意当时军政部的结论,但不便反驳)。
  吴是东北籍的满族人(正白旗),炮兵专家,东北军中的悍将,一心拥戴少帅抗日。33年守古北口,37年转战于北方战场,屡立战功,屡受嘉奖。王是江苏的汉族人,大学时即加入国民党,坚信三民主义,和东北军的交往,只是大学时因避奉军缉捕,临毕业时逃回江苏。以后当了几任县长和松江专员。离开松江即去苏北敌后游击。两人的人生轨迹各异,仅因共同执行死守松江三日的命令,才有三天的相处,却结下了生死之交。
  (后来,关于“死守松江三日”战役的参加者,在其回忆录上也明确写到当时概况。他是中共派到东北军搞兵运的刘景希(又名刘曼生),当时是107师师部文书,参加作战。他就是后来当过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和副总理的谷牧【注62】)。
  80年王在“中外杂志”发表后,引起东北籍的名人田雨时的共鸣【注63】,1981年在“传记文学”上著文:“忠烈泯没,昭恤无闻的吴克仁将军”,这是代表东北各界的不平之鸣!是向国民党军政当局讨回公道!
  1982年吴克仁军长被追认为民国的抗日烈士,其后1989年入台北祀忠列祠,两篇文章应起到了开路作用,但高层的各种研究手续会很复杂(40余年了,时局已太多变化!)入祀忠烈祠还需总统亲批的手续,这绝非两篇民间文字,能扭转乾坤的。可能吴的遗属姻亲应是在其中起到奔波争取的作用,尤其是其亲戚马树礼【注64】。
  1997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吴军长为革命先烈。此前王以哲已被追认为先烈。他们都是曾西安事变前参加张学良和中共代表密谈,吴并奉令向红军接济枪弹、通讯器材、粮草。这也顺理成章。张学良是“千古功臣”嘛!
  1985年北京民政部批刘启文为革命烈士(在西安事变时为西安城防司令,主张出兵对抗中央)。1993年辽宁省委批准邓玉琢为革命烈士(西安事变时筹划对付中央军方案并布防)。但是在松江战役中的其他英烈,仍情况不明。朱之荣邓玉琢是否已进祀忠列祠,尚未见到有关资料。在人民共和国方面对刘启文、夏树勋、吴桐岗等将军尚未闻消息,而张文清将军可能仍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吧?
  六、奇怪现象的背后应有隐情。
  吴军长牺牲时,才43岁,原应叙功(一般军衔晋升,则为上将),却蒙冤45年。
  其中必有重大隐情。
  (一)贺奎谓蒋有意消灭东北军【注32】,由于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全盘计划。(要统一中国,对日备战,但外交上低姿态,希望可能的日俄战争以避战祸)。蒋要改造东北军是必然的,但必然要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将领和士兵(国军主要将领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唐生智等,都兴兵反蒋,以后仍受重用)。
  67军是东北军的主力,西安事变前为剿共主力。1936年4月王军长王以哲和付军长吴克仁参加过张学良和周恩来的秘密会议,吴并受命向红军供应军火、通讯器材和粮食等。蒋于36年曾命令以军法惩办王以哲,后因西安事变“联共抗日”而作罢。王以哲遇刺后,67军调驻河南,由4个师缩编为两个师(兵员未减),仍委吴为军长。七七事变,67军转战于华北,却敌有功,屡受军委嘉奖。蒋并批准吴南下抗日的请求。吴在36年随张付总司令参加抗日同志会(中共刘澜涛组织)。蒋应知道吴以往行动是执行张学良命令,何致于要消灭67军。
  (对于67军真正拼命抗日,张学良是看不惯的,在其晚年则明白讲过:“别有用心的家伙”则包括…….宣布归顺中央的53军、57军、67军…….【注65】)。
  中华民国国史馆(在台北),有蒋介石往来电报的存档(按规定不得拍照或复印),下面摘录有关67军的,可见1937年蒋吴关系日渐热络。(一个军长和老蒋频繁通电,也是少见的):
  1935/08/01 (东北军剿共时期)蒋:“吴克仁师在鄂南被匪突围,东北军自剿匪以来有损无益……. 思之痛心,几乎昏绝矣。 ”
  1937/03/05(西安事变之后)刘峙电蒋:“.….. 吴克仁来电绝对除奸,贯彻主张到底,并就代军长”
  1937/06/01 于学忠…… 吴克仁等电蒋:“感戴恩施于6日返防”
  1937/07/03 蒋电第三军:“注意前进军纪及吴克仁第八师前进方向等部属”
  同日电钱大钧:“查吴克仁等运输军队序列……”(钱为军委会办公厅代理主任)
  1937/08/01 蒋电钱大钧:“召吴克仁来见,有否回信…… ”
  1937/08/16 (华北战役时)蒋电钱:“代慰问万福麟、吴克仁、刘多荃等,并询损失等”
  1937/09/01 蒋电沧州吴克仁军长“前方敌情等”
  1937/09/01 – 09/20 吴克仁七次电蒋报告战况
  1937/09/14 蒋电钱:“慰勉代慰问万福麟吴克仁刘多荃并问战斗详情”
  1937/09/23 – 10/20 吴克仁六次电蒋报告战况。
  1937/10/01 韩复渠电蒋、何应钦、冯玉祥:“未查明吴克仁等在何处”(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司令)
  1937/10/20 蒋电钱:“吴克仁部何时可调上海,查报,限三日内调到”
  以上电报显示蒋对吴,逐渐由不信任到信任而倚重。
  1937/11/04 吴电蒋:“军直属队等,列车抵周泾港站下车隐蔽…… 七架敌机向泾港站投弹十余枚…… 共炸机车一辆,4汽车,一备份五瓦电台,一75瓦收报机,伤亡官兵二十余”(按:泾港站近无锡)
  这是吴克仁给蒋的最后一份电报。其后吴于11月6日从青浦丢下军部赶往松江,连日苦战,随即遇难。(同守松江的郭汝栋于1937/12/14方才电蒋“报告43军松江情况”)。

浏览大图
郭汝栋军长
  种种谣传:
  1937.11.9傍晚,白鹤港渡口,挤满待渡军民。经过日军轰袭,处于无序状态。突遭袭击(可能是日本的便衣队)即四散奔逃。不幸吴克仁军长当即中弹牺牲,仅有少数人见到,而后“死不见尸”,就易引起种种猜测。事后,67军军部从陆续归队者了解到情况,为吴军长等请恤,但无从否定“吴已投敌”之说,徒乎负负。

浏览大图
吴克仁军长
  在台北的国史馆,竟能翻查到两份电报。这是重要将领的报告,在吴军长牺牲一年之后说他“已投敌”:
  (1)1938/11/26 汤恩伯电蒋:“在通城方吴克仁部伪军在长下坂许家摇彭山一带构筑工事”(汤在38年6月为第31集团军总司令,参加武汉会战。7月份以后为军委会突击军军长)
  (2)1939/01/07 白崇禧电蒋:“前察哈尔主席刘一飞及63军长吴克仁均来沪附汪兆铭,担任拉拢收买东北人士及运动收买华北游击队……”(白,在参与指挥武汉会战后,38年12月任桂林行营主任,负责指第3,第4,第9三个战区)
  这些大员的错误情报,67军军部等自然难于推翻。
  笔者曾怀疑是否有同名字的人引起误会?但经翻查汪伪政府要员的名单,未见有吴姓的将领,仅见到一人姓吴的“国史编綦”人员和特务吴云甫,所以吴降敌之说,自是“空穴来风”。那么,这两份电报的依据,是误传谣言?抑或是情报人员的有意诬陷?这就难于考查了。
  但有一些尚不清晰的情节好像显示了,吴参与了将张学良从软禁中抢救出来的计划,这应是老蒋不能容忍的。
  (1)1937年春初,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军长会议后,吴坚请去奉化看望软禁中的老长官张学良。吴见张后发表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,团结抗日”的讲话。(两人私下还谈了什么,就无人知晓了。为了夺回日占的家乡,把希望寄托于少帅,相信张会坚决抗日,自然为被扣不平图改变)。不久,3月份,航校付校长沈克昌【注66】邀集东北籍学员等200余人,趁大型客车去雪窦寺春游(张被秘密软禁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,警卫不多)突然涌入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要求见张学良,沈建议张同车返笕桥,而后驾机赴香港,(张的座机被扣于笕桥机场,沈在修整,却谎报机已损毁),张未同意。以后,拘张处加强了警卫,并审问沈克昌。沈是如何知道关张的秘密地点及防卫看守人员规模的?吴克仁当为最大嫌疑。
  (2)陈旭初:东北籍,和吴克仁一样都曾派到日本学习炮科,都曾任东北军炮兵军官,自然二人十分熟悉。30年代,陈在东北军中掌握情报工作,张学良被拘后,两人谈过“救张”的事。陈曾以旅游之名到雪窦山一带游荡,研究地形。后来陈到南京见戴笠,可能希望通过戴更掌握拘张的详情;而戴欲借战争情况组织特务武装,(戴已得同意,9月4日南京方面电报,要戴和杜月笙合作,一个月内组织万人的武装,投入淞沪抗战。以后建成“军委会苏浙别动队”)【注67】。需既懂特工又懂军事的人才,两人一拍即合,陈加入军统。至于张学良,在沈克昌事件后,已加强警戒,并于10月份转移至黄山,自然无从劫救。
  (3)1937年11月,贺奎将吴克仁牺牲的消息转告吴夫人任毓周。悲伤是自然的。但吴夫人却在几天内突然携幼女去香港,不辞而别,使众军官不解【注59】,也许另有隐情,也许知道些什么,预感到什么吧。
  如吴果然参加救张密谋,戴笠会从沈案和陈处察觉,定然密报到老蒋那里。蒋知吴是自己请求率军南下参加上海战场的,会不会怀疑其要求南下之动机?(如果吴克仁未在11月初遇难,因这些牵涉也难保不会受到诘问审讯)。
  当时这些内情鲜为人知,更是真相难辨,但吴军长一心抗日,奋力杀敌是肯定的。
  注解
  注1 苏州至嘉兴,抗战初期起到作用。后来被日军拆毁。
  注2 《淞沪会战》,2010年9月第一版。史说“淞沪会战纪略”,(史说当时为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)。
  注3 上海市,在1937年为直辖市,有七个区(约以吴淞,闸北,龙华,南市为界)面积约527.5平方公里,市区内有英法等国租界(原面积5万亩,约33平方公里),所以上海市是中外分治的。虹口区日人聚居,并驻有海军陆战队,俗称“日租界”,为8.13战事开始之地。但中日交战都避开苏州河以南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,为战火不到的“孤岛”。50年代后,上海不断扩展,併入原属江苏省的诸县,总面积6340.5平方公里。
  注4 小川沙口,在宝山县之西郊。另有川沙口,在川沙县境,和宝山县的吴淞口相对。
  注5 浦东,作为地域名,有多种用法。本文中之“浦东”系指杭州湾北岸,江苏数县在黄浦江以东的地区。包括川沙,南汇,奉贤三县以及松江和金山县的部分地区。另外从20年代起,人们常从当时上海市区角度,称黄浦江对岸为“浦东”,自居为“浦西”。以至后来还有“浦东县”“浦东区”等名称,易于混淆。由于50年代起上海市区不断扩大,现今的浦东已与本文所指37年的浦东相近了。
  注6 《淞沪会战》,P.54,黄德馨(工兵学校教官),“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设想、构筑和作用”。
  注7 松江专区计辖松江,上海,川沙,南汇,奉贤,金山,宝山,嘉定,青浦九县。
  注8 《徐州名人》,田秉谔等编,中华书局,2004年,P256-260,吴洽民:“王公玙先生事略”- 《传记文学》,43卷5期。
  王公玙,名宗璠(1903-1983),江苏海州墟沟人,在北京读大学时加入国民党,将毕业时,因避奉军缉捕南下。由江苏省党部派往丰县为特派员,死里逃生。北伐后为丰县县长,依警力肃清匪患,继而领导挖河开路,兴学办校,成立合作社,筹建电厂和自来水厂等。后任萧县,铜山县长,第三区专员。松江失守后改第七区专员,苏北行署主任,省府秘书长,民政厅长等职。主要在敌占区游击,48年以病在民政厅长任上辞职,仅为国大代表。49年移居台湾,办《海州文献》等,以诗文会友。1983年病逝台北,遗著有“畸园残稿”等。
  注9 王敬久(1902-1964),江苏丰县人,黄埔一期生。1927年10月北伐军到徐州时,王为团长。当时丰县县长王公玙想全歼土匪,而警力不够,率众请王团长支援。王径行率全团到丰县,清剿土匪,1928年丰县人士树立了“王团长剿匪纪念碑”。1932年为87师副师长,参加12.8抗战后升为师长,而后任蒋介石警卫。1933年参加第五次围剿,并进攻李济深的“人民政府”后,为福州警备司令。1937年升为71军军长,在上海南京激战。曾插手皖南事变,为集团军副总司令,其后任第七集团军司令参加湖南会战。1945年日降,王为受降官进驻武昌。1946年到徐州接第32集团军司令职,在鲁西洋山被二野包围,求王仲廉救援不应,只身逃出,被撤职(王仲廉被判枪决)。后任三省新兵编练司令等闲职。去台湾后生活较困难,后因肺病逝于台北。
  注10 黄炎培(1878-1956),江苏省川沙县人。清朝举人,早期参加同盟会,1906创办浦东中学,民初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。拒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,袁世凯评之“此人与官不做,遇事生风”。1917年赴美考察后,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,为中国职业教育开拓者。1920年结识陈独秀,李大钊。1937年黄是江苏省议会议员。抗战爆发后,奔走国是,曾六下南洋为抗战募捐。1938年为参政员。1940年参与组织民主同盟,为首届主席。1945年黄等五名参政员飞赴延安,毛等接机。和毛谈“兴亡”问题。返回后,由夫人姚维均整理《延安归来》一书,赞誉解放区。1949年其次子被军统杀害,黄到北平。秋天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,政务院副总理,兼轻工业部部长,民建主席等职。多所建言,毛的评语为“不够朋友,够英雄”,(见北京日报2002.3.26,黄方毅文)。1965年病逝,有幸未及“反右”,但五个子女全为右派,夫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(见《瑶溪校友》,顾家伦文)。
  注11 《徐州文史资料》,政协徐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,P.220,张华光,“王公玙先生事略”。
  注12 《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》,上海档案馆编,1990版,档案出版社,P.275“王公玙杜月笙等为救济遭遇敌机轰炸难民的往来电”。
  注13 《淞沪会战》,P.45,刘劲持(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),“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”。P.48,52,黄德馨(工兵学校教官),“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设想、构筑和作用”。
  注14 《特工王戴笠》。
  注15 《南京保卫战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0,P.71,刘崇平(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副官)等,“封锁江阴航道及海军炮队登陆参战概况”。
  注16 《松江乡讯》,56-58期,王公玙:“回忆中的松江”。
  注17 《竺可桢全集》,“竺可桢日记”,1939.9.11日记,章用(章士钊之子)应聘浙江大学,9.8午经松江车站死里逃生情况。竺可桢(1890-1974)浙江绍兴人,天文学家,1936-1949任浙江大学校长,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。
  注18 《南京保卫战》,P.218, 严开运(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营第13连代理连长),“难忘的战斗”。
  注19 《淞沪会战》,P.186,孙生芝(第8集团军炮兵第二旅第二团团长),“浦东炮兵显神威”。
  注20 徐彦耕,《淞沪大会战内幕全解密》,军事科学出版社。
  注21 《淞沪会战》,P.52,王正元(首都电话局“军话专线台”话务领班),“南京保卫战中的军话专线台”。
  注22 杨天石,《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集刊第一缉– 社科文献出版社,2005年。
  注23 同下
  注24 此两处“浦东”应为“浦西”之误。蒋住过上海,对“浦东”概念不会混淆。如杨天石的引文无误,应是将写日记时走神,以至笔误。
  注25 《淞沪会战》,P.26-27,张治中(第九集团军总司令,左翼军总司令),“揭开淞沪会战的战幕”。
  注26 《淞沪会战》,P.355,“大事记”,但在《上海地方志》谓系张发奎急令。
  注27 黄埔军校网。
  注28 《淞沪大会战,内幕全解密》徐志耕著,军事科学出版社,2005年,P.298。
  注29 老闵行镇:原闵行乡之闵行镇,曾为上海县治。南临黄浦江。闵行老街在今浦江花园以北。与后来的闵行区,闵行西站,易于混淆。
  注30 《淞沪会战》,P.215,邱维达(74军51师第306团团长),“第51师罗店防御战”。
  注31 任长春(黄埔生,37年在独立45旅,后为中校参谋主任。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),“回忆八一三张銮基将军在沪抗战”- Google 网。张銮基,河北邢台人。1932年为独立45旅旅长,33年围剿闽北红军,34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。1937年从景德镇出发,8.19到奉贤,充实装备。全旅沿川沙,南汇,梅塘布筑工事。9月间主要为南汇,奉贤间以至拓林闵行渡口警戒。11.12被北上的日军打散。散布各自游击。张只身逃到屯溪,搜集残部和流散人员千余。1938年军委得知原被打散的45旅人员多和62师63师人员在浦东沪西一带游击,令张率部到浙东带队游击,规模曾到万人以上,后编为第30师。1942年为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指挥官。43年在浙江牺牲。(嘉兴市档案史志网:金山,青浦,嘉善,平湖,嘉兴等县是独立旅的游击地盘)。
  注32 主要参考三人的回忆录:1. 王公玙(参与指挥者),《畸园残稿》,P.228-234,“生之旅”等。2. 谷牧(当时为107师师部文书,参与战斗者),《谷牧回忆录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9年第二版,P.47-52。3. 贺奎(67军副军长,为事后得到口头汇报最多者),“六十七军在抗战中被蒋介石消灭的经过” - 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。还有一些著作也简要提及:军事科学出版社,徐彦耕《淞沪大会战内幕全解密》。人民日报,1988.9.15 吕正操等:“血溅大地,功献中华”,文中也简略提及。
  注33 金山县,清朝设县,县治在金山卫。乾隆24年县治迁到朱泾镇。直到抗战时,35年即有电话总局设于朱泾。50年代县治又改到卫城。
  注34 金山卫失守后,县长只有靠义勇队,民团,商团等力量应对,破坏桥梁,渡口,滞敌进度。当晚日军进城(朱泾),到达县府前门时程县长才由后门逃避。 程厚之,江苏丰县人,毕业于海州中学。(据《北大旧事》,三联书店,1998)。考大学时对胡适的作文题“救国勿忘读书”,著文批评。抗战时为金山县长,以后为四川遂宁专员,内政部参事。胜利后应傅作义邀为北平市府秘书长。和平解放后,为北京市安东市教育局长。后来在“运动”中,死因不明。
  注35 黄琪翔(1898-1970),广东梅县人。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。26年北伐时为第4军36团团长,27年为第4军副军长兼12 师师长。1927.11和张发奎在广州政变,组织省党部省政府。1929年为宋庆龄秘书,从德返国。1930年,中华革命党改组为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”,黄为军委会主任。建“黄埔革命同学会”反蒋。1930年和邓演达等创立“农工民主党”。1933年在福建主持“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”,成立“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”脱离国民党,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团主任(1934年1月解散)。1935年“临时行动委员会”改名“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”,黄为总书记。37年由德返国,任训练总监的炮兵监。37年曾为第9集团军副总司令,后改为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。37年秋,11集团军司令。1938年军委会设政治部,黄为副部长(陈诚为部长,周恩来副部长)。1944年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,被授“青天白日勋章”,美国自由勋章(其夫人为宋庆龄的基金会副手,也授勋)。1946年回重庆,解军职,授上将军衔。47年反对内战,为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。48年到香港,策动张发奎,薛岳起义,未成。49年9月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。49年8月到北平,以特邀代表参加第一次政协。以后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,司法部部长,国家体委副主任,国防委员会委员,全国政协常委,农工民主党副主席,秘书长。文革抄家时妻被打伤,落下残疾。70年12月黄病倒,得不到及时医疗,死。
  注36 《淞沪会战》,P.46,刘劲持(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),“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”。11月初张发奎的总指挥部在邻近法租界住于徐家汇的一处楼房内(按张常驻于青浦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)。黄琪翔天黑才到这大楼办公,天亮即退入法租界。黄只有两人跟随,以亲笔信方式指挥作战。8日晚知登陆日军向闵行前进,黄写好命令托刘开小骄车送给李松55师,要求李师迅开闵行在黄浦江北岸布防。9日晚得知闵行失守,又托刘送手令去调61师前去堵击。11月10夜,刘随黄退入法租界。
  注37 王公玙和谷牧的回忆,都写为“第40军”,也许是误忆,或是黄琪翔手令上笔误。43 军到时大家不会向军长查核番号的。
  注38 马福祥(1896-1958),四川温江人,四川军校学校,日本步兵学校毕业。1936年12月为第26师78旅旅长。37年在上海大场血战7天,旅指挥部被毁,马仅以身免。1938年离职。1949年任民革的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,12月在四川温江起义。
  注39 郭汝栋(1892-1952),四川铜梁人。早年参加同盟会,辛亥革命时参加敢死队。1912年四川陆军学校毕业。1914年为排长,迭升营团长,1925年旅长,第9师师长,26年第3师师长,又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二纵队司令,28年为20军军长。30年中原大战时伐徐向前的红一师,在湖北围剿贺龙部,尾随长征至云南。34年为43军军长,35年叙中将。军中颇多地下党(例如其堂弟郭汝瑰)。37年率所部到上海,即投入大场战斗七天,伤亡惨重。在赴杭州休整途中,受命驰援松江。其后重新组建队伍,38年南昌会战后,任军事参议院参事,39年病离,45年上将。52年病逝重庆。
  注40 刘雨卿,“二十六师血战上海大场”,《传记文学》,42期5卷。刘雨卿(1892-1970),四川三台人。先在工兵营为上士文书,1927年在21军任第5旅旅长。29年21军第二师副师长。30年冬43军副军长兼26师师长,去湖北剿共。36年少将,26师师长,晋中将。37年在大场苦战7天,39年参加南昌会战,升29军军长,胜利后为整编21师师长。47年二二八事件后,驻台湾镇压台独分子。后调大陆,被共军击败,辞职。48年重庆警备司令,49年重庆卫戍司令部付总。12月去台,以国防部中将参议退役。49年补为国大代表,70年病逝台北。著有《耻庐杂记》一册,图书出版社。
  注41 “萧毅肃上将与八年抗战(二)”,《传记文学》,89卷6期,2006年。记有43军在赴修整地途中,受命驰援松江情节。但谓“郭军长因病在汉口住院治疗,萧代军长率部驰援”系误记。萧毅肃是43军参谋长,副军长,代军长,43年为远征军参谋长,44年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,胜利后参加日军降仪式。
  注42 吴克仁(1894-1937),东北双城人,满族。1918年毕业于军校,在皖系边防军。20年被张作霖收编,26年送往日本炮兵学校,27年返,任炮兵团团长,31年炮兵旅旅长,为抗日激进派将领之一。33年为117师副师长,参加长城抗战,后去河南剿共。34年任师长,36年任67军副军长。参加“抗日同志会”,4月份参加张学良和周恩来会谈的洛川会议,并执行供应红军弹药等任务。西安事变后,军长王一哲被少壮派刺杀,同意吴接任。去河北抗日,受嘉奖。37年10月请求南下,被编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,即接令急赴松江,苦战3日,在去昆山途中,遭日本便衣队袭击殉难。
  注43 贺奎(1900-1967),东北宁远人。1923年读大学时,进东三省讲武堂,后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回国后为张学良的上尉机要秘书,少校,中校参谋。33年参加长城抗战为67军参谋处上校处长。35年在剿共战场上连续失败。36年为116师师长,109师师长,37年整编为67军副军长,9月调华北战场。37年11月贺代军长收拾残部到婺源,以后缩编为108师。38年贺到重庆任少将参议。45年回东北任闲职。47年贺为陈诚的东北行营军务处处长,沈阳防空司令等职。48年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部中将副主任兼辽西行政公署主任,48年锦州解放,贺被接收,学习后到东北军区研究室,又到南京等军事学校任教,1952年国务院参事,又交通部参事,61年为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。67年在北京病逝(?)。
  注44 吴桐岗,辽宁人,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和东北高等军事研究班毕业,37年时为67军少将参谋长并兼代政治部主任。
  注45 张文清(1896-1951),河南新乡人。 1918年师范毕业,入北洋第9师当兵。1919-1922在保定军校,到北洋军11师炮兵团见习,升排长,24年考入陆军大学,27年为奉军的旅参谋。28年为19师参谋处处长。29年为哈满护路军参谋长,在中东路事件被苏军俘虏。30年放回后为17旅参谋长。31年独立第3旅之团长。参加长城抗战获青天白日勋章。(33年改为130师)。34年为129师参谋长,36年109师参谋长,108师代师长。37年师长…. 39年为25军军长兼108师师长,参加皖南事变。43年入中央训练团,升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,调25集团军副总司令。46年河南省保安处处长,军管区司令。48年在开封被俘,逃脱。被任国防部部员,退役。在长沙经营小店。49年拒去台湾,50年被捕,51年被处决。
  注46 金奎壁(1901-?),东北人。1931年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。1932年黑龙江抗日救国军(苏炳文为总司令)第20独立炮兵团指挥官。1937年107师少将师长。40年代为陆军总部军法监。
  注47 刘启文(1898-1937),河南南阳人。1912年到天津进南开中学。1915年保定军官讲武堂。1918在吴佩孚部任排长。21年考入陆军大学,以后分到东北军任连长,屡经提升,1936年为115师少将师长。在陕北参加“抗日同志会”,西安事变时为西安城防司令。二.二事变前,参加暗杀王以哲的会议,出兵对抗中央。事变后编为108师322旅旅长。11.8日在30号桥激战中阵亡。1985年民政部批准刘为革命烈士。
  注48 夏树勋(?-1937),原为于学忠部,西安事变时为623团团长,原驻界首,37年编为108师324旅旅长,在松江西关大桥附近殉职。
  注49 邓玉琢(1903-1937),吉林安东县人。曾在东北讲武堂,北军陆大深造,留校当教官,1935年被获颁青天白日勋章。36年为抗日联军西北委员会参谋处长(即东北军参谋处长)。西安事变时,筹备对付中央军的方案,并到雁门关布防。在二.二事件中,参与暗杀王以哲的密会(据应德田的“二.二事件纪实”)。1937年为107师少将参谋长,在松江阵亡(或谓在白鹤港与吴军长同时殉难,系误传。
  注50 朱之荣,辽宁人。九一八时为620团中校团长,37年为321旅少将旅长,37年守松江时在城郊阵亡。(另有朱芝荣,河北东光人,皖南事变时为52师副师长,有些记载将二人事迹混淆)。
  注51 吴骞,东北双城人,吴克仁之族叔。曾在东北讲武堂4期学习,其他履历不详。
  注52 《闵行图书制作中心》,“无名烈士墓碑”。37.11.11日占北桥镇, 夜间108师等残部与敌相遇,混战中伤亡500人,胜利后立“无名英雄之墓”石碑。
  注53 王公玙,《畸园残稿》,P.232,“生之旅”。
  注54 谷牧,《谷牧回忆录》,P.50。
  注55 《特工王戴笠》。
  注56 《淞沪会战》,P.86,孙元良(第八十八师师长),“谢晋元与八百壮士”。
  注57 黄埔军校网。
  注58 《国民革命军简制》,67军军长,37年为吴克仁,38年2月许绍宗,40年代畲念慈。
  注59 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,贺奎,“六十七军在抗战中被蒋介石消灭的经过”。
  注60 王公玙,“八一三之役– 吴克仁军长殉国纪实”,中外杂志。
  注61 王公玙,“从政罪言”,《反攻》,半月刊,1949年11月。
  注62 《谷牧回忆录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9年第二版。
  注63 田雨时,吉林省扶余县人,汉族。大学毕业后曾任张学良秘书,抗战前协助齐世英(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,主持东北党务,张学良谓受过齐的训导,“齐世英是CC的人弄出个东北协会与我对抗”),支援东北反日民众的武装活动,战时为“东北四省抗敌协会”的常务理事,和东北各界人士广泛接触。1938年戴笠(供应抗日民间组织经费)设宴招待东北人士,田和阎宝航都被邀),抗战中期以财政部参事名义携眷住美(在重庆和在美国时,田都在每年九一八时对东北广播)。45年返国,任松江财政厅长,参与接收(被苏军软禁,后经苏返沪)。46年筹备财政,粮食两部的财粮会议,以后赴沈阳参加接收,在“东北建设学会”兼代总干事,抨击当局的政策错误。48年为第一届立委,旋即辞职。就任财政部常委次长兼田粮署(原粮食部)署长。为了东北币问题,列席国民党中常委。49年主持全国财粮会,东南行政长官兼台湾主席陈诚和台省财政厅长严家淦都出席。以后往返美洲台北之间,传闻在经营报刊。田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有,“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”(1980年《传记文学》),“白山黑水北虏恨”(1981 《春秋》)(责怪苏军),并有“张学良背九一八事变十字架60年”,“张学良险遭杀身之祸”等文。
  注64 马树礼(1909-2006)。1928-29肄业于日本明治大学(1982年为明治大学的名誉博士);1931年马来西亚宽桑学校校长;1938 三战区政治部组长,“前线日报社”社长;1948 第一届立委;1963国民党中常委;1972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;1973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(相当于民国驻日大使);1985-87国民党中央秘书长;1987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,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理事长;1988中央评议委员;1990亚洲关系协会会长;1990总统府资政。
  注65 陈守中,《劫蒋者之梦》,明镜出版社,P.192。
  注66 沈克昌,山东青岛人。1935年空军少校,37年为主管训练的中央航校副校长。37年一月,蒋将张学良从南京转到溪口雪窦寺关押,张的专机放在笕桥机场。蒋曾查问此机情况,冯答以航器已坏搪塞,暗中维修。3月中旬,冯邀二百余学员去雪窦寺春游,强见关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而戒卫人员甚少的张学良,劝张同去笕桥驾机去香港,张未允(见团结报896期,人民日报88.7.10)。以后沈受审查招供。据青岛人物志,烈士名录中有沈克昌。
  注67 陈旭初,东北籍。原在东北讲武堂炮兵科毕业,后被张学良送日本炮兵学校学习,曾任炮兵教导队长,炮兵团团长等,后在武昌行营西北剿总为第二科科长,是张学良亲信的特务头子,37年加入军统。据陈晚年回忆,他曾和吴克仁研究过“放牛计划”(张学良属牛)。


热词:MH370残骸陶喆出轨

首页->新闻

热词:MH370残骸陶喆出轨

UC资讯中心
手机凤凰网
3g.ifeng.com